尽管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生活已经极为丰富，但还是有很多人的生活是处在贫困之中。在2012年，按照人均1.8美元支出标准计算，中国尚有1.28亿人口在此线之下，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近十分之一。
如何让这部分人脱离贫困？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探寻的办法。最近，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中来。他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希望中国企业家多帮穷人”。为什么需要企业家为穷人投资？在他看来，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市场失灵，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无力支付能够改善他们生活的创新技术。因为他们无力支付，企业就不会投资于这些领域。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像是那么一回事，但如果细想之下并不可行。比如说在最近的半个世纪，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在非洲投入了多达两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以期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但迄今为此这些地区的人民大多还是在贫困线中挣扎。
为此，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专门写了《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政策收效甚微》一书，专门检讨以往的援助政策。在他看来，“援助并不能终结贫困，只有基于市场经济中个人与公司的本土改革和发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如果那些不可能的宏观经济目标可以被削减，那么援助就可以在消除贫困方面实现比现在更多的成就。”
有意思的的是，伊斯特利也和比尔盖茨持相近的观点，那就是“为那些贫困人口提供实实在在的物品，例如疫苗、抗生素、实物补贴、改良的种子、化肥、修建道路、修建水管道、教科书和提供医疗护理”才是回到问题的本质。当然，这些物质并不是要是贫困者依赖于救济物质，是为了给贫困者提供健康、营养、教育和其真正改善生活的帮助——这也是比尔盖茨“为穷人投资”的真谛。
但问题是，穷人的健康得到改善之后，该如何脱离贫困？在我看来，这可能才是问题的根本。当然，伊斯特利回答了，那就是要“基于市场经济中个人与公司的本土改革和发展”。这句话可能太过于简化了，会让人摸不着头脑，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个实践。
千百年来，穷人之所以贫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无法找到生命中的“第一桶金”，因此只能世世代代贫穷下去。但给穷人资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总会伴随风险，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机制就会让那些给穷人的资金都打水漂，最终既无助于穷人也对投资人有害。
一位孟家拉国的经济学教授观察到这个现象，于是他就创立了一个专门针对穷人的银行——格莱珉银行。穷人最难得问题就在于信用的度量，因为此前他们都没有接待记录。为了避免这个缺陷，尤努斯发明了一种利用社会压力和连带责任来创设信用，具体来说就是无须抵押和担保人，以五人小组联保代替担保，相互监督，形成内部约束机制；按照一定比例的贷款额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格莱珉银行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在国际上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模仿或借鉴。而尤努斯也因为成功创办该银行而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尽管尤努斯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但需要指出的是，格莱珉银行的贷款利率并不低，而是高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高利贷。为什么高利贷会成为帮助穷人脱离贫困，而且也能成为一种好的商业模式？在我看来，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了传统金融业中“穷人没有信用”这个难题，使得他的商业模式可以继续，而穷人也从中受益。
换句话说，要让“投资穷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事业，那么就要有好的商业模式。如果只想着让企业家投资穷人，却不计较投入的成本和产出，那么既不能让企业盈利，也无法帮助穷人脱贫：西谚有云，因为市场是天生的色盲（The market is color blind），它不会因为你是穷人就对你网开一面。
再回到比尔·盖茨盛赞的中国扶贫成果中来。中国之所以在过去三十年中能够在结核病防治上取得非凡成就，并不是如他所说的归结于国家和地方财政的大力支持。他只看到了表象，而没有看到中国之所以有财政支持是因为市场的繁荣，使得政府有能力来治疗这些疾病，而不是相反：因为政府治疗了这些疾病，所以市场才繁荣。
要让穷人脱贫，归根结底的做法是要建立一个与其相匹配的市场体制，就是如伊斯特利所说的“基于市场经济中个人与公司的本土改革和发展”，没有此，就没有企业家，当然也就无从谈起“让企业家投资穷人”。从这个意义而言，比尔盖茨的建议更像是一个口号，而不是一个良策。
比尔盖茨“投资穷人”说只是一个噱头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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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05-16
